当2023年的日历翻过中点，一个从2020年初便萦绕在全世界每个人心头的问题，再次被以更迫切、也更复杂的心情提起：这一年，全球疫情能否真正结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背后却交织着病毒学、公共卫生政策、社会经济以及全球协作等多重维度的深刻考量，要回答它，我们或许需要先重新定义“结束”的含义。
从纯粹的生物学和流行病学视角审视，新冠病毒在2023年展现出其演化的明确轨迹——它正不可逆转地走向一种地方性流行病的状态，奥密克戎及其层出不穷的亚变种，以其极高的传染性和相对减弱（尤其在接种疫苗和既往感染者中）的致病性，成功实现了“广度”对“深度”的替代，这意味着，病毒不再寻求引发严重的个体疾病来维持传播链，而是通过极快的传播速度，在人群中反复感染，建立一种动态的免疫屏障，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23年5月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这一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它标志着全球卫生紧急状态的“结束”，但并非病毒本身的消失，对于“疫情结束”的第一个层面答案是否定的——新冠病毒不会在2023年甚至可预见的未来像SARS病毒那样被“清零”或彻底消灭，它将如同流感病毒一样，与我们长期共存,周期性地引发波峰波谷。
疫情的“结束”更重要的一个层面，是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这关乎我们能否回归一种不被病毒主导的“正常”生活，在这个维度上，2023年无疑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全面取消了国内与国际旅行中的强制隔离、核酸检测证明等严格限制措施，口罩从日常必需品变为了特定场景下的可选项，社会经济活动全面重启，大型集会、体育赛事、文化演出不再因疫情而停滞，这种“常态”的回归，是基于人群通过疫苗接种和自然感染所建立起的广泛免疫背景达成的，尽管病毒仍在传播，但对于医疗系统和社会运行造成的冲击力已大幅降低，从一种“失控的危机”转变为“可管理的风险”，对于社会个体而言，2023年可以被视为一种“功能性结束”——疫情对日常生活的大规模、强制性干预已经告一段落，我们学会了与病毒共处,尽管它依然存在。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结束”是不均衡且脆弱的，全球疫苗分配不均的鸿沟依然显著，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率，特别是老年人和高危人群的接种率，仍然堪忧，这为病毒在某些地区持续发酵、孕育新变种提供了温床，病毒的不可预测性始终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任何一个具有免疫逃逸能力和更强致病性的新变种出现，都可能瞬间打破现有的脆弱平衡，长新冠（Long COVID）问题作为疫情留下的长期阴影，其影响范围和深远程度仍在被医学界逐步认知，它对劳动力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潜在冲击，是“后疫情时代”我们必须直面的一大挑战。
对“2023年全球疫情能否结束”这一问题，最准确的回答或许是一个分层的结论：在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它不会结束；在社会运行和个体感知的层面，它正在走向一种“管理化”的终结；而在全球公平与健康韧性的层面，结束之路依然漫长。
展望未来，疫情的“终点线”并非一个具体的时间点，而是一个持续的进程，它要求我们放弃对“零病例”的执念，转而构建更具韧性的公共卫生体系：包括持续监测病毒变异、确保医疗资源不被击穿、推动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发与可及性、以及加强对长新冠的研究与康复支持，更重要的是，此次疫情暴露出的全球协作短板必须得到修补，唯有加强国际合作，弥合 Immunization gap（免疫鸿沟）,才能真正降低全球范围内疫情再次爆发的风险。
2023年不是新冠疫情故事的最终章，但它无疑是翻过了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我们正从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中蹒跚走出，步入一个需要更多智慧、耐心和全球担当的“后疫情”管理时代，疫情的警钟或许不再长鸣，但它留给世界的回响，将长久地提醒我们：在高度互联的今天，人类的健康与安全，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结束，不是遗忘，而是带着教训,更好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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