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与病毒漫长的斗争史中，有一些名字因其极高的致死率和恐怖的病征而令人闻之色变，“埃博拉”便是其中之一，它像一位神秘的死神，在非洲大陆的阴影中数次闪现，带走无数生命，然后又悄然隐退，这个令人胆寒的病毒，究竟是在哪一年首次闯入人类世界的呢？追溯它的踪迹，我们不仅要找到一个确切的年份,更要揭开一段充满未知与挑战的医学探索史。
答案的揭晓：1976年的双重爆发
历史的指针清晰地指向了1976年，这一年，埃博拉病毒在几乎同一时间，于两个相距遥远的地点，以两场独立的爆发事件,宣告了它的降临。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当时称为扎伊尔） 北部扬布库地区，疫情始于当年8月底至9月初，首位被记录的病例是一名就读于扬布库传教学校学校的教师，他出现发烧、带血腹泻、呕吐、口鼻出血等严重症状，在短时间内迅速死亡，疫情随后沿着刚果河及其支流蔓延，医院和诊所成为了重灾区，不洁的注射器和缺乏防护的护理操作导致了恐怖的院内感染，这场疫情导致318人感染，280人死亡，病死率高达88%，科学家们从这次疫情的死者组织中首次分离出了一种新的病毒，由于疫情爆发地靠近埃博拉河，这种新病毒便被命名为“埃博拉病毒”，而这次发现的毒株，也是日后最为人所知、毒性最强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
几乎在同一时间，即1976年6月至11月，在苏丹（今南苏丹） 的恩扎拉和马里的迪镇也爆发了类似的出血热疫情，疫情最初发生在棉纺厂的工人中，随后通过密切接触传播，苏丹的疫情虽然感染人数（284人）略多于扎伊尔，但病死率相对较低，为53%，事后研究发现，导致苏丹疫情的是一种与扎伊尔毒株在抗原性和分子结构上有所不同的病毒亚型，被命名为“苏丹型埃博拉病毒”。
1976年是埃博拉病毒作为人类病原体被正式发现和命名的元年，这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疫情，像一声双重奏的警钟，向全球公共卫生界敲响,预示着一个新的致命威胁已然出现。
1976年之前：是否存在未被察觉的幽灵？
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在1976年之前，埃博拉病毒真的不存在吗？科学家们对此持怀疑态度，病毒不太可能凭空出现，回顾历史记录，一些描述出血热症状的古老传说和病例，很可能就是埃博拉或其他类似病毒感染的痕迹，在非洲某些地区的古老传说中，就有描述能让人“融化”的疾病。
现代分子钟技术（一种通过基因突变速率推算病毒进化时间的方法）的研究表明，埃博拉病毒属与其近亲马尔堡病毒可能在数千年前就已分道扬镳，而目前已知的埃博拉病毒各亚型，其共同祖先也可能已经存在了数百年甚至更久，这意味着，在1976年之前，很可能已经发生过小规模的、局部的、未被识别或误诊为其他疾病的埃博拉疫情，由于当时医疗条件落后、监测系统缺失以及交通不便，这些疫情被局限在偏远的村庄中，自生自灭，未能引起外界的注意，也未能留下明确的科学记录，1976年更像是这个“幽灵”首次被科学之光照亮、被清晰辨认并命名的时刻,而非其诞生的绝对起点。
1976年之后的四十余年：死神的不定期造访
自1976年登台后，埃博拉病毒并未销声匿迹，而是以其不可预测的方式，在非洲中西部不断引发疫情，其中几次大规模的爆发,深刻改变了世界对它的认知：
- 1995年，扎伊尔基奎特：爆发导致315人感染，254人死亡，病死率81%，这次疫情再次凸显了埃博拉的恐怖,并促使国际社会加强了对出血热的研究和准备。
- 2000-2001年，乌干达：苏丹型埃博拉病毒在古卢地区造成大规模爆发，425人感染，224人死亡,这是当时已知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
- 2014-2016年，西非三国：这是埃博拉疫情史上最惨烈的一页，由扎伊尔型毒株引起的疫情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三国失控性蔓延，最终导致超过2.8万例感染和1.1万例死亡，这次疫情首次蔓延至非洲以外的国家（如美国、西班牙），演变成一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彻底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性。
- 2018-2020年，刚果（金）：这是该国历史上第二严重的埃博拉疫情，在动荡的东部地区持续，挑战巨大，共报告3481例病例,2299例死亡。
回望历史，1976年是埃博拉病毒在人类编年史上刻下的第一个无法磨灭的印记，它不仅是一个年份答案，更是一个起点，开启了人类认识、研究并抗击这种致命病毒的漫长征程，从最初的恐慌与无助，到如今拥有了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人类在与埃博拉的较量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病毒在自然界的储存宿主（目前科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是果蝠，但尚未完全定论）及其传播的生态学机制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埃博拉的故事提醒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中，未知的病原体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悄然出现，对历史的追溯，不仅是为了满足求知欲，更是为了汲取教训，未雨绸缪，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下一个“埃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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