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像一个投入时间之湖的石子，激起了层层叠叠、难以平息的涟漪，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某个特定日期的追问，更是一次对现代全球社会认知、记忆与创伤的深刻反思，当我们试图定位那个起点，会发现它并非地图上一个清晰的坐标，而是一片笼罩在迷雾中的、不断移动的疆域。
如果非要给出一个官方的时间锚点,许多人会指向2019年末，2019年12月，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在湖北省武汉市发现的一系列“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这被视为新冠疫情进入全球视野的正式信号，2020年1月30日，世卫组织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后在3月11日，使用了“全球大流行”这一严峻表述，这些日期，被刻入了官方的历史记录，成为政策响应、国际协作与新闻报到的基准线。
科学的探针试图刺穿更早的时空,病毒基因溯源研究将疫情最初的溢出时间，指向了2019年晚些时候，甚至可能更早，科学家们通过分析早期病毒的基因序列，像侦探一样拼凑线索，认为病毒在人际间的“秘密传播”可能早在官方发现之前就已悄然进行，这意味着，那个被我们普遍认知的“开始”，或许只是疫情这出长剧被意外拉开幕布的一刻，序幕早已在无人察觉的黑暗中上演，对于不同国家而言，这个“开始”的时间点又截然不同，当亚洲国家已进入高度警戒时，许多欧美国家仍视其为遥远的威胁，直到2020年2、3月份，疫情才真正成为他们现实的“开端”，这种时间差，深刻影响了后续的防控成效与集体体验。
比科学时间线更复杂的,是每个人的“感知起点”，疫情何时“真正开始”，取决于它何时粗暴地闯入你我的日常生活，对于一位武汉市民来说，2020年1月23日的那场“封城”，是个人世界陡然变天的分水岭，对于意大利贝加莫的居民，2020年春天救护车刺耳的、不绝于耳的鸣响，是噩梦的开端，而对于一个全球其他地区的普通学生或上班族，这个“开始”可能定格在收到第一封“居家办公/学习”通知邮件的那个下午，或是第一次抢购口罩、面对空空如也的货架那一刻。
这个起点,也因此与个体的失去、焦虑和隔离紧密相连，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第一次取消家庭团聚的春节，是毕业典礼的无限期推迟，是与亲人无法相见的无奈，我们共同的“疫情时代”，是由无数个这样微小而真切的个人“零日”构成的。
进一步深思,新冠疫情甚至挑战了我们关于“开始”与“结束”的线性历史观，在它之前，我们是否真的处于一个“非疫情”时代？艾滋病毒、H1N1流感、埃博拉……传染病的大流行从未真正远离人类文明，新冠疫情或许不是一个突兀的起点，而是全球化背景下，人与环境关系长期紧张所积累的必然爆发的一个高潮，它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社会的不平等以及信息传播的光怪陆离。
疫情何时开始？答案是多元的，甚至是私人的，它有一个官方的历史时间，一个不断被修订的科学时间，更有成千上亿个属于个体的心理与文化时间，它开始于第一个被感染的病例，开始于世卫组织的声明，也开始于我们每个人生活轨迹被强行改变的那个瞬间。
更重要的是,探讨“何时开始”的意义，或许不在于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而在于理解这一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与深远影响，疫情并非一个已然翻篇的孤立事件，它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重塑了我们的工作、学习、社交方式以及对生命与健康的认知，即使官方宣布了“大流行”的结束，它的“后遗症”仍将长久地渗透在我们的社会肌理之中，疫情或许从未有一个清晰的开始，也便难言会有彻底的终结，它已成为我们集体记忆中一个深刻的烙印，一段被不断重新审视和解读的全球共同经历，持续地提醒着我们关于脆弱、韧性与联结的永恒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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