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29日，下午三点，北京的阳光已经有了初夏的力度，但空气中弥漫的消毒水气味，却比阳光更刺鼻，更无处不在，我，作为一名被特批进入的记者，站在了小汤山医院的门口，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采访，这是一次闯入风暴眼的旅程,一次对未知与恐惧的亲身丈量。
眼前的景象，超乎了我所有基于文字的想象，这里不像一所医院，更像一座在极短时间内被某种超自然力量催生出的、功能至上的钢铁方舟，一排排乳白色的板房整齐划一，在阳光下反射着冷冽的光，纵横交错的通道上空无一人，只有穿着厚重、纯白色防护服，如同宇航员般的身影在无声地移动，整个世界被一种刻意营造的、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唯有远处发电机低沉的轰鸣，以及偶尔划破长空的救护车警笛,提醒着人们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何等激烈的战争。
我的向导，或者说“监管者”，是医院宣传科的一位干事，他也被包裹在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里，护目镜上因呼吸而凝结的水汽，让我看不清他的眼神，只能听到他透过口罩传来的、沉闷而疲惫的声音：“跟着我的脚印走，绝对不要触碰任何物体表面，保持两米以上距离。”
我们沿着指定的“清洁通道”前行，透过病房的玻璃窗，我看到了这场灾难最具体的形态，每一扇窗户后面，都是一个被隔离的孤独世界，有的病人静静地躺着，望着天花板，眼神空洞，仿佛灵魂已抽离了这具被病毒折磨的躯壳；有的则在输液架旁艰难地挪动，每一次咳嗽都牵动着窗外我的心弦，我看不到他们的面容，口罩和氧气面罩覆盖了大部分特征，但我能看到他们裸露的眼睛——那里面有恐惧，有求生的渴望,也有一种听天由命的麻木。
在一个病房的窗口，我停下了脚步，里面是一位年轻的女护士，她正俯身为一个病人调整呼吸机管路，动作熟练而轻柔，突然，病人一阵剧烈的咳嗽，分泌物可能溅到了她的面罩上，我的心猛地一紧，她的动作只是微微一顿，没有惊慌，没有后退，她迅速完成了操作，然后走到墙边，拿起消毒液，对着面罩和手套仔细喷洒，整个过程冷静得近乎机械，那一刻，我深刻理解了什么是“职业性的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即使害怕,也要完成必须完成的事情。
在所谓的“半清洁区”，我有机会与一位刚换班下来的医生进行了短暂的、隔着五米距离的对话，他脱下最外层的防护服，里面的刷手衣已经被汗水浸透，紧贴在身上，他靠在墙上，甚至没有力气找一个凳子坐下，我问他累不累，他笑了笑，笑容被口罩挡住，但我能看到他眼角的纹路弯了起来：“累？已经感觉不到累了，现在是麻木的，脑子里只有流程、指标、下一个病人的情况。”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这里停不下来。”他告诉我，最难的并非身体的疲惫，而是心理的压力。“你面对的不是一个敌人，而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幽灵’，你每一次穿脱防护服，都像是在拆解一个炸弹，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可能万劫不复。”
夜幕降临，小汤山亮起了灯，灯光下的板房区，更像一座巨大的、散发着微光的基地，寂静比白天更甚，我站在指挥部的二楼，俯瞰这片被高墙和铁丝网围起来的区域，它像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岛上的人们在与死神进行着无声的拔河，这里的生与死，都被量化成了监护仪上的数字、化验单上的指标，以及每日发布的、冰冷的确诊与死亡病例。
在我离开前的那个清晨，我看到了一幕让我终生难忘的场景，在东区的出口，一位康复的患者，在两名医护人员的陪同下，走了出来，他步履蹒跚，但走得很坚定，当他迈过那道象征着隔离与自由的分界线时，他停了下来，转过身，对着送他出来的医护人员，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他没有说话，那个鞠躬的动作，胜过千言万语，初升的太阳将金色的光芒洒在他的身上，也洒在那两位浑身雪白的医护人员身上,仿佛为他们镀上了一层圣洁的光晕。
二十天的隔离采访结束，当我终于走出小汤山的大门，重新呼吸到外面“自由”的空气时，我感到一阵眩晕，外面的世界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似乎并未完全感知到几公里外那座“堡垒”中发生的一切，我的相机里装满了照片，笔记本上写满了文字，但我知道，最核心的东西是无法被完全记录的——那是弥漫在空气中的那种混合着消毒水、汗水与坚韧的气味；是护目镜后那些疲惫却坚定的眼神；是那种在极端压力下,人性所迸发出的最极致的恐惧与最伟大的勇敢。
小汤山，这座用七天七夜建成的医院，不仅仅是一个医疗奇迹，它更是一个象征，它见证了灾难的无情，更见证了人类在灾难面前的秩序、勇气与尊严，我亲眼目睹的，是一段被浓缩的生死，是一曲用沉默和行动谱写的英雄赞歌，这段记忆，如同烙印，深深刻在我的职业生涯乃至生命里，时刻提醒我，在那段非常岁月里，曾有一群人，在一个叫做小汤山的地方，为了一座城市的呼吸,而赌上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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