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习惯性地叩问“疫情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时，这个看似指向未来的疑问，实则包裹着一个深刻的认知悖论，在普遍的语境里，我们所指的“疫情”似乎总是一个尚未完全展开、悬而未决的威胁，若我们回望过去数年的全球图景，新冠疫情无疑已经以其磅礴之势，深刻地“开始”过，并持续重塑着我们的世界，这个问题的真正内核，或许并非追问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病毒扩散的起点，而是探询：我们人类社会，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愿意或能够承认并应对一场真正“开始”的、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全球性健康危机？这背后，交织着科学认知、社会心理、政治决策与未来预期的复杂图景。
科学定义的“开始”与公众感知的滞后性
从流行病学角度看，一场疫情的“开始”拥有明确的科学界定：首例病例的确认、病毒基因序列的解析、传播链的初步勾勒、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或更高预警，这一过程是严谨的、数据驱动的，新冠病毒的“开始”，在科学家眼中,早已是定格在2019年末至2020年初的既定事实。
公众对疫情“开始”的感知，却远非同步，这种感知的“开始”，往往滞后于科学事实，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地域性，它可能始于身边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时的恐慌，始于口罩首次成为出行必需品时的别扭，始于第一次经历封控管理时的无措，或是始于熟悉的店铺接连关闭所带来的经济寒意，对于许多生活在疫情初期未受直接冲击地区的人们而言，疫情的“开始”可能延迟了数月之久，直到全球信息流通将远方的苦难具象化为近处的威胁，这种科学与感知之间的时差，是疫情应对中第一个需要弥合的裂痕，我们追问“何时开始”,有时是在潜意识里确认那个个人世界被颠覆的临界点。
“开始”的延续：从急性冲击到慢性常态
将疫情视为一个有着明确“开始”与“结束”的孤立事件，可能是一种认知上的简化与慰藉，现实是，新冠疫情已经演变为一种“持续的”或“波动的”全球健康挑战，病毒的不断变异（从Alpha到Omicron及其后代），疫情浪潮的周期性起伏，以及“长新冠”对部分康复者健康的长期困扰，都表明这场疫情并非以一个单一的“开始”事件为标志,而是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影响周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非在等待一个全新的“开始”，而是身处一个由无数个“小开始”构成的漫长进程中——每一轮新变异株的出现，都是一次局部的“再开始”；每一次公共卫生策略的调整，都是应对新阶段挑战的“新开始”，问题从“疫情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转变为“我们如何适应这种波动性的新常态，并为下一次可能的‘小开始’做好准备？”
未来的“开始”：预警、准备与认知转变
展望未来，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开始”，或许并非特指新冠疫情的下一波，而是泛指下一场未知的“X疾病”大流行的序幕，新冠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暴露了全球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疫苗与药物研发速度、国际协作机制以及信息共享透明度等方面的脆弱性。
从这个维度审视，“疫情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这个问题,升华为了一个关于全球准备度的考问：
- 它何时开始于各国对公共卫生系统持续、而非危机驱动的投入？
- 它何时开始于全球监测网络能够更早、更灵敏地捕捉到新发病原体的信号？
- 它何时开始于科学知识普及与反谣言机制成为社会韧性的核心组成部分？
- 它何时开始于国际社会超越地缘政治纷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联防联控合作？
这场认知上的“开始”，其意义远比任何单一病原体的出现更为深远，它意味着我们整体社会对待传染病威胁的态度，从事后被动反应,转向事前主动预防与体系化建设的根本性转变。
“疫情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多棱镜，它映照出我们对确定性的渴望，对回归“正常”的期盼，也揭示了我们面对复杂、持续危机的认知局限，科学的“开始”早已发生，社会的“开始”因人而异、因境而迁，而未来的“开始”则取决于我们从过往中习得的智慧与采取的行动。
或许，当我们不再执着于为一个宏大的疫情叙事寻找一个清晰的起点，而是学会在不确定性中构建韧性，在波动中保持警觉与适应，在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共同体意识时，我们才真正迎来了应对所有大流行威胁的、最具决定性的“开始”，那将不是一个等待被标注的日期，而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能力构建过程，是人类社会在一次次考验中，迈向更加成熟、稳健与健康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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