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时代的疫情防控制度下，“健康码”无疑是一把守护公共安全的“数字之盾”，它以红、黄、绿三色，简洁而高效地划分了人群的流动权限，成为我们生活中一度不可或缺的通行证，当这本应用于精准防疫的“红码”，被错误地、甚至是有意地施加于非防疫目标的人群时，这把“数字之盾”便异化为一柄可以精准打击的“权力之刃”。“错误赋红码”事件，已不仅仅是个别技术失误或管理疏漏，它深刻地折射出数字治理时代的权力滥用风险、公民权利的脆弱性以及技术伦理失范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所谓“错误赋红码”，特指在缺乏明确、合理的公共卫生事由支撑下，相关职能部门利用健康码管理系统，将特定个体的健康码状态人为设定为“红色”，从而限制其出行自由、社会活动乃至正当维权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从根本上篡改了“红码”作为公共卫生预警工具的初始属性，使其沦为实现非公共卫生目的——如阻止特定人员上访、平息舆论风波、甚至进行不正当竞争——的便捷工具,这无疑是对国家防疫政策和公共信任体系的严重透支与背叛。
深入剖析“错误赋红码”事件的根源，其核心症结在于权力的失控与监督的缺位，健康码系统集成了公民个人信息、行踪轨迹、健康状态等高度敏感的数据，其管理权限的行使本应被置于最严格的法治框架和监管链条之中，在部分案例中，本应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权力，却能在缺乏有效制衡的情况下，为局部利益甚至个人意志所驱动，操作流程的不透明、审批机制的模糊、追责机制的乏力，共同为这种权力的任性行使提供了灰色空间，当技术赋予管理者“一键锁定”的能力时，若缺乏对等且刚性的“制度锁链”加以约束,这种能力便极易滑向滥用的深渊。
“错误赋红码”事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是直接且深刻的，一个被错误赋予的红码，瞬间便能剥夺公民的自由出行权、工作权、财产权（如无法工作导致的收入损失）乃至名誉权，受困于无形的“数字牢笼”，受害者往往申诉无门、维权艰难，健康码系统本应是公共卫生危机的“临时措施”，但其一旦被滥用，便具有了某种“准执法”的强制性效果，而这种效果的施加却可能绕过了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不仅是技术应用对实体权利的侵犯，更是对“程序正义”这一法治基石的挑战，它警示我们，在数字行政广泛推行的今天，公民权利在面对高效却可能失范的技术权力时,显得尤为脆弱。
此类事件暴露出技术伦理在落地实践中的严重滞后，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技术的应用必须承载价值判断和伦理规范，将健康码用于非防疫目的，是典型的技术应用伦理失范，它违背了“最小必要原则”（即收集和处理信息应限于实现目的的最小范围），也背离了“目的正当性原则”，当治理工具可以为了“便利”而随意切换其服务目标时，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公民对数字治理的信任便将荡然无存，长此以往，公众对包括健康码在内的所有数字治理措施都会产生深刻的疑虑,从而侵蚀社会协作与治理的根基。
“错误赋红码”的教训是沉痛的，它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在疾速推进的数字化进程中，我们可能在权力约束、权利保障和伦理构建方面存在的短板，要杜绝此类事件，必须多管齐下：其一，强化法治，明确健康码的使用边界、权限设置和法律责任，将数字权力的运行彻底关进制度的“笼子”；其二，完善监督，建立独立、透明、有效的内外监督机制，确保每一次“赋码”行为都可追溯、可核查、可问责；其三，坚守伦理，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与运营全过程中，嵌入不可逾越的伦理规范,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正道。
“错误赋红码”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提醒我们，在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治理高效与便捷的同时，必须对随之而来的权力扩张风险保持高度的警惕，唯有构建起权力制约、权利保障与技术伦理并重的坚固防线，才能确保那决定我们行动自由的“颜色”，始终基于科学与公义，而非任何形式的任意与专断，这不仅是修复信任的必要之举,更是数字社会行稳致远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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